当中国跟全世界一起，追求标志性的“纪念碑式”建筑时，张永和为参加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中国馆提出了“应对”的主题，“‘应对’针对的是一些最普通的情况，满足的是建筑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人们居住的最基本的需求”。“5·12”汶川地震给张永和很大的震撼，“一个建筑师可能特别会创造新形式，但是碰到地震就傻眼了。新形式不是没有意义，但是不那么基本。”
9月的威尼斯一如往年的熙熙攘攘，一年一度的威尼斯电影节刚刚落幕，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又紧跟着开始了。
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是世界建筑界的最高盛会。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那儿：超越房屋的建筑”(Outthere:ArchitectureBeyondBuilding)。其中，中国馆的主题为“普通建筑”(OrdinaryArchitecture)，由“应对”和“日常生长”两部分组成。著名建筑师张永和负责“应对”。
双年展的主会场位于威尼斯岛东部。中国馆位于一处名为“处女花园”的露天草坪上，紧邻花园旁边的一座堆满了旧油桶的油库也被派上了用场，作为中国馆的“室内展区”。
出于保护历史遗迹的考虑，“应对”的部分被安排在了通往处女花园的过道上，五个又像装置，又像房子的“建筑”顺着过道依次排开—纸房子、会收集雨水的房子，会移动的墙、能住人的脚手架、用碎砖块和稻草制成的建筑用砖。
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饶有兴致的参观这场名为“应对”的建筑展览。奥运会刚过，也许那些由造型奇特的大楼、场馆和灰蒙蒙的民居构成的北京建筑群还停留在他们的脑中。但眼前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却是全新的中国印象—这也是建筑师张永和想要传达给世界的信息：中国还有这样的建筑，中国还有这样的建筑师。
张永和“食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加上今年，张永和已经是第六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早在2000年，张永和就以参展人的身份将作品《竹化城市》带到了威尼斯，成了第一个出现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的中国人。这标志着世界建筑界开始接纳中国人。
之后，他又多次以建筑师、艺术家的身份参展，或者成为展览的顾问。作为策展人来到威尼斯，张永和还是第一次。
张永和曾担任2005年深圳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之后，他公开说自己将不再策展。这次他“食言”了。之所以如此，是张永和感到“有话要说”：通过这样一个展览，向外界展示出中国当代建筑比较准确的面貌。
张永和发现，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有很大的误解—人们普遍把中国建筑描述成两种样子;一个是少数国际建筑名角做的特别精彩的建筑，这些虽然是重要的项目，但这些特殊的例子无法代表中国建筑;与此同时，当人们谈到中国人的建筑设计，就会提起以设计院为代表的大生产建筑。
张永和认为这种误解是媒体宣传带来的。“实际上，在中国有很多建筑师—这里面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是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但却没有人知道。威尼斯双年展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说说这个事，所以我就又做了策展人。不然外国人觉得中国要不就是鸟巢、央视新大楼，要么就是那种完全没有质量的房地产项目，”张永和说。
张永和说：“明星设计师总能拿到一些很特殊的项目，而且一旦他们拿到这样的项目，常常会被给予很大的空间;而设计院的大生产建筑师就做些一般的项目，那他们就认为，反正没有机会做大的特别的项目，结果一般的建筑做出来真的是一般的。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一批建筑师，他们即使拿到的是最一般的项目，在最一般的工作条件下，也要做不一般的工作。”
中国出色的建筑师不一定都是海归
一栋用纸盒、纸筒、透明胶带搭起的建筑—这是鸟巢中方设计师李兴钢做的《纸砖宅》;一间屋顶向中间凹陷，能将雨水收集重新利用的房子—刘克成的《集水墙》;一面墙，由中空的灰色砖砌成，一旁展示的制作过程告诉观众，这些砖是以残瓦碎砖为原料制成的—刘家琨为汶川地震而设计的《再生砖》;给脚手架钉上木板，让造房子的工具变成可以人住的房子—童明的《支架栖所》;几面会反光的铝板制成的“墙”，各自构架在钢支架上，每个支架下还有一辆自行车，可以载着“墙”移动—完全概念化的建筑模型，这是葛明的作品《默默》。
“应对”由这五件作品组成。张永和选择的这五位建筑师在中国小有名气，但国际建筑界对他们却一无所知。张永和要打破“中国出色的建筑师都是海归”的偏见。选择参展建筑师时，张永和没有以是否留过学作为标准，最后选出来的建筑师竟然没有一个有海外留学的背景。
五个人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和城市，有的来自大学，有的来自设计院，甚至还有像葛明这样根本不做商业实践，只在学校里“盖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建筑师。“共同的特点之下反映出的是共同的态度，这说明这一类的建筑师逐渐多了起来，虽然绝对数字还是很少，”张永和说。
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中国人
张永和出身建筑世家。其父张开济被称作“设计了半个北京城”，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等这些首都地标式建筑。
张开济很遗憾自己没有出国留过学，所以一心把张永和送出国。张永和1981年到美国留学，毕业后在多家美国大学任教。2000年，他组建了北京大学建筑系。
2005年春天，张永和受邀就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人学者。这个任命标志着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建筑师的认可。
MIT建筑系也确实对张永和寄予厚望。MIT建筑系成立于1895年，是美国最古老、最优秀的建筑系之一，但近年来却一直在走下坡路，陷入了“只空谈社会政治问题，却忽略设计的基本问题”的教育怪圈。
校方寻求改革，从国际上多位重要建筑师和专家学者中严格筛选，最终选择了张永和。宣布这一任命时，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和规划学院院长安得勒·桑托斯(AdeleSantos)称赞张永和是“富有实践经验和探索精神的新一代建筑师，对于建筑学充满热情”，希望他能带领建筑系“开创新天地”。
吸引MIT的是张永和的建筑师出身和多年在美国执教的经验。与那些只谈理论的建筑学家不同，张永和拥有自己的事务所，有深厚的实践经验;而他1981年到美国留学，1985年开始在美国的大学里执教，对整个美国的教育体系，以及建筑系教育的现状都非常了解。这些，为他执掌MIT建筑系奠定了基础。
张永和到任后，立刻着手进行教育改革。他修改教程，增加学生实践的内容，聘请新一代的年轻教师。在他的努力下，原本暮气沉沉的MIT建筑系变得充满活力。任期过半，MIT建筑系在他的带领下得到迅速的提升。在张永和到来之前，MIT在美国大学建筑类专业排名中排第8名，而今年的排名则跃升到了第2名。招生的情况也大有起色。美国的大学对优秀生源的竞争非常激烈，MIT建筑系原来根本“抢”不过一直排名第一的哈佛建筑系，但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哈佛而选择MIT。
张永和常对同为建筑师的妻子鲁力佳说，自己做得好是因为运气不错。但其实，“美国比大多数国家都要保守，民主制度伴随的是效率奇低，所以张永和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让这个效率很低的地方获得遍地开花一样的成果，是很不容易的，”鲁力佳说。
地震再次呈现了建筑的基本问题
早在2000年就采访过张永和的建筑、艺术评论人方振宁，在评价张永和和他的非常建筑事务所的贡献时这样说道：“非常建筑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重要，而是他在不断地扩展实验建筑在中国建筑产业中的空间。”
除了学术上的建树，张永和对中国建筑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于他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在中国所做的建筑实践。
1993，张永和从美国归来，带回的建筑理念却让父亲张开济无法理解，甚至大为反感。张永和在北京成立了“非常建筑”工作室，苦心经营几年却没有做过什么真正的项目。
直到他设计的席殊书屋、山语间、晨兴数学中心等几个建筑出炉，事务所的情况才逐渐好转。2000年，张永和作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历史上第一个参展的中国建筑师而大受关注。张永和和“非常建筑”的名字开始为世人所知。
对张永和而言，建筑有极复杂的涵义，是“又软又粗的科学”，是跨越最多门类的学科，是参与社会经济最多的学科。张永和和他的“非常建筑”从不是以建筑的数量和规模取胜的。张永和更多地关注建筑和城市的关系，以及建筑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城市规划的实践中去。
“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张永和去参加一个讨论地震的建筑会议，一同参与的还有很多国内优秀的建筑师。在地震之前，这些建筑师的设计都偏形式、偏艺术、偏文化。张永和说：“地震一来，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无力，对中国到底怎么最节约、最有效地利用材料，怎么结合各种当地条件盖房子，我与很多建筑师一样都想得不多。但以地震为契机，很多建筑师都决定把工作的重心从偏艺术文化的建筑上移开，而把盖这样的房子当成了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中国跟全世界一起，都在追求标志性的“纪念碑式”建筑时，张永和为这次展览提出了“应对”的主题，并特别提到了汶川地震。对张永和来说，“应对”针对的是一些最普通的情况，满足的是建筑的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也就是人们居住的最基本的需求，“包括你的房子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好用、是不是经济等等”。而地震则是把这些普通的情况以一个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张永和认为，地震的发生再次呈现出了建筑的基本问题，这也让“应对”这个主题显得更加清晰，搀不得半点水分。
刚做建筑师时，张永和就认为，建筑设计者应该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个细节及其意义，来仔细体察人们的活动与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
张永和热爱文学、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侦探小说。即使现在工作繁忙，没什么时间看电影和读书，他也会在“临睡前的被窝里、清晨的马桶上”翻几页侦探小说。他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要写一部侦探小说。
鲁力佳则觉得，张永和整个的生活状态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张永和本人就是侦探，最擅长在平庸的背后发现别人看不到的蛛丝马迹。“他侦探城市、人、微小的事物和各种变化，对张永和来说，他的侦探小说从没停过，”鲁力佳说。